据总理衙门起草的《议办传教章程》所云：“各省地方抵还教堂，不管是否有碍民情，硬要给还。……即或实系当年教堂，经教中人卖出，嗣后民间转相售卖，已非一主，并有重新修理费用甚巨者，教士不出价值，逼令交还。又因房屋偶有倾倒，反索修理之费。各种举动，百姓均怒目相视，严若仇敌。”（注：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59页。） 

以上是官方的记载，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不少资料显示，天主教传教士们擅自跑到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几个省区任意指控，恣意讹诈，以还堂名义大肆抢占房地产。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提出所谓的旧址七十二处，强行要求归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十五个县府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归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分文不予。在山西绛州，传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证据，却强令给还东雍书院旧址。总理衙门后来述及“索还旧址”的交涉情况时又写道：“甚至绅民有高华巨室，硬指为当年教堂，勒逼民间让还。且与体制有关之地及会馆、公所、庵堂，为阖境绅民所最尊敬者，皆任情需索，抵作教堂。”（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350卷，第10938页。）据此可以认为，“索还旧址”实际上是天主教传教士借清政府给还旧址之机，在华放肆地掠夺国家和人民财产的特殊置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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