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Francois Guizot)正式向法王菲力普提交了一份派遣使节来华、分享英国在中国获得的利益的报告。与此相应，法国在华观察团也变得更为积极，使团成员马雷—蒙日在一份有关中国的报告中指出，从目前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比幅原辽阔且即将向外国开放其港口的中国提供更多的利益。[9](P202)
此时，无论是士思利还是真盛意，都采取了更加主动的姿态，为法国谋求利益。士思利在给海军部的报告中除了建议法国政府派一名“有威望且经验丰富”的人来华负责对华事务外，还主张对华采取强硬的态度，甚至可以占领中国的台湾和海南岛。[27](P107)真盛意回到澳门后，企图与中国签订一项以《南京条约》为蓝本的临时协议，为此，他派沙厘和昌时忌二人赴广州，“以愿修台铸炮为词”接触中国官员，[20](P2845)将由他签属的两封信件转交给两广总督祁和负责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耆英，信中提议清政府派出地位相当的官员与他会商，共同议定一些基本原则或临时协定，来指导未来的中法关系。[11](P58-61)
此时法国在使华人员的安排上发生了变化。1842年9月，法国政府任命拉地蒙冬(Ratti-Menton)为驻广州领事。12月，法外长基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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