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中，奕山坦白地表示最关切的问题就是法国是否愿意在中英之间调停，如果调停的话，中国能与英国和谈的条件是什么。真盛意表示，任何形式的法国介入，都要由中国皇帝派出特使赴巴黎正式向法国提出。至于议和条件，他将从英国人那里了解到的直言相告，共七项内容。（注：这七项内容是：一，香港永久性地割给英国；二，英国将所占据的其他中国地方交还中国；三，中国向外国商船开放几处口岸，制定海关税则，取缔行商的干涉；四，西方外交代表驻节北京，各国在开放口岸设领事机构；五，中国向英国赔款；六，对没收的英国鸦片进行赔偿；七，解决鸦片的输入问题。见参考文献[23](P65-68)。）这些内容绝大部分包括在了后来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中。而且，他力主中国接受这些条件，认为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所有文明民族”。[23](P68) 

对于这次会谈，奕山的奏报仍很简略，称“真盛意到行，呈递说贴，仍是解和为词，希冀赏给英夷码头。奴才等察其行事，似英逆新与连和，佛夷思于中取利，又思分地，故为之居间。夷情诡谲多端，该兵头虽阳为恭顺，焉不知籍探内地虚实，另生事端。虽现在该夷同米利坚各国夷商进省行照常贸易，而无故求和，不能不疑，遂以好言拒绝，并导以不可助逆，玉石俱焚，若能为中国出力，大皇帝必加恩尔国等语。”[19](1717)但会谈后，奕山等一直通过潘仕成与真盛意保持着联络。会谈的次日，真盛意即与潘仕成会面，真盛意提出了一份说贴，要求中方概述与英军妥协的条件，取消对法国商船征收的特别税，释放一名中国教徒。中方在复文中称真盛意的议和条件不可能被接受，但同意免收对法国商船征收的特别税，所指的教徒是否释放，须听皇帝的旨意。[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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