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法国的代表在遥远的地域易于按个人意志行事”，[9](P34)真盛意与士思利都是好大喜功类的人物，都想在打开中国门户方面抢立头功。两个人到达中国之后，利用中国官员对外交惯例的无知，均以法国政府外交代表的身份活动。士思利首先与清政府广州地方官进行了接触。这次接触谁为主动，中法两方的文献说法不一。据士思利的报告，是清政府广州地方官先邀请他赴广州会谈，而参与会谈的清政府靖逆将军奕山则在奏折中称士思利径自入城，“据云来省欲面见官府，有禀商事件，不肯明言，带有素晓中华言语之和尚玉遮、伊里打二人同来。”奕山认为法人在华“素称恭顺，乃英夷兴兵犯顺，扰及海疆，阻挠各国生意，未始不怨恨英夷，今既据禀，请当面密陈军务，还可因势利导，驾驭羁縻，为以夷攻夷之计”，遂答应接见。[19](P1716-1717)实际情形是，“渴望法国军官或法国外交使节出面同中国官吏进行交涉”，以扩大基督教传播[9](P168)的法国遣使会驻澳门账房神父罗伯济（Claude Guillet，中文文献称玉遮、玉哲）首先同中国官员澳门县丞张裕接触，“倡为助顺之说”，[12](P430)靖逆将军奕山等人得悉后，遣员招致。[20](P2845)应当说，是法方首先提出意向，中方做出具体安排。在双方给各自政府的报告中，之所以都称是对方主动，目的是推卸私自谈判的责任，因为双方都没有得到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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