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俘虏，借来军刀全都杀死了他们，这时军夫的勇敢不亚于军人。”11月23日，日军“搜索藏匿者，终于捉到30多名清军逃兵，全都砍下了他们的头，曝尸路旁”〔4〕。龟井作为此次战争亲历者的这份自供，彻底戮穿了日本政府《辩护书》的谎言。事实上，日本第二军在进攻旅顺之前，早已在内部作出不留俘虏的规定。在旅顺大屠杀期间，日军第二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在一些西方新闻记者的追问下，无意之中说出了内情：日军“在平壤捉了数百名俘虏，不但费钱养活，而且防守费事，故此间不再去捉俘虏。”〔18〕对照龟井在日记里的记述，可知日军的杀害俘虏并不是自发的和偶然的犯罪行为，而是贯彻执行其上级命令的有组织的集体犯罪行为，这表现出日本军事当局对国际公法战争法规的公然蔑视。
至于日本军队屠杀平民的问题，日本政府考虑难以完全否认，便采取狡辩的办法，一则说旅顺居民早已离开，留下的所剩无几，没有多少人可杀。再则说当时兵民混乱，难以区分，因而造成“误杀”，也是毫无事实根据的。龟井兹明在日记中写道：“到中新街的剧场，入口挂着‘集仙茶园’的匾额，这个剧场在以前21日我二团扫荡市街的敌兵时，人们悉向四面八方逃窜，惟独只有此剧场正中开演中，在充满杀气之地，音乐嘹亮别有一番春风骀荡、花开鸟舞之风趣，在我兵冲进去的时候，由于宪兵的制止没有开枪，为此免遭兵难，……战斗时很多流弹打来，剧团的职员中有十七八人为之而失掉了性命，演员百名的儿童幸免于难。”〔4〕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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