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青年中国党派把事情搞得太过份了，企图一步就从最古老的专制政体跃进到全世界所知的最先进的代议制政体，他们的冒进使总统不得不出而干涉”。（《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
第二，莫理循为解除北洋政府的财政危机，加强英国对中国财政控制而奔走效劳。当时，“中央政府收到各省上缴来的税款总数估计没有超过1912年前清政府预算的十分之一”。（［美］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50页。）袁世凯为镇压南方革命势力，急需大量款项。举借外债，成为巩固袁世凯反动统治的关健。莫理循于1912年8月回英时，同英国克利浦财团，签订了一个借款合同，称为克利斯浦借款。莫理循说，他出力支持这“清一色的英国财团，使他们能在中国取得前此一直被排斥在外的立足点，是在为纯正的英国利益效劳”。（《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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