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揣合，不下西人。巍巍上国，堂堂天朝，岂反不如东瀛，岛国哉！”[王韬：《韬园尺牍》、〈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卷七，可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第506—507页。]洋务派中的许多人是不堪忍受来自东洋的刺激的。他们欲急起直追，他们分析中国并非完全没有追上去的条件，“我中国幅员万里，地非不广也；生聚三亿，民非不众也；采山搜海，材非不足也；能自奋发何求不济！”[《洋务运动》（一）第507页。]所差的是什么呢？他们感叹道：“然而有其志无其机，弗能为也；有其机无其权，亦弗能为也；有其权无其人，并弗能为也”。[《洋务运动》（一）第507页。]无“机”、无“权”、无人，只能望洋兴叹，“徒有羡鱼情”。明治维新之得以成功，在于它有“机”，有权，有人。所以明治维新这一刺激匪浅，在洋务派引起了更深的思考。他们提出了有权的要求。他们认为李鸿章是有一定的权的，因此一些人是把洋务的成败系在李鸿章身上的，但李鸿章虽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揽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然其利用来办洋务之权是有限的。他只能在清廷最高权力的许可之下才能有所作为。李鸿章不断地使这些人失望，在洋务派中，便有郑观应，陈炽等人提出仿行西法、设立议院来解决权的问题。
（二）威逼作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改革派们还在自身蒙受民族压迫的耻辱，背负不平等条约的重压的时候，就制定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把琉球、朝鲜、中国的台湾作为它最初进攻的目标。随着明治维新近代化成就的进展，日本的侵略气焰愈来愈旺，咄咄逼人，得寸进尺。
在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期间发生的近代中日关系史，是一部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1807年，9月，日本政府派遣柳原前先等来中国预商通商事宜。当时清政府认为日本和中国既然同样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相反地，如果拒绝立约，日本可能挽英法充介绍人，“彼时不允则饶舌不休，允之则反为示弱；在彼转声势相联，在我反牢笼失策，与其将来必允，不如此时即明示允意，以安其心”。因此，应允了柳原前先的请求。第二年，日政府派大藏卿伊达宗城来华与李鸿章在天津谈判拟约，一开始，日使就要求按照“西人成例，一体订约”，企图把不平条约加于中国，但日本尚力不从心缺乏足够的实力逼清政府依从。中日第一次缔结的这次外交条约还比较合理。[参见丁名楠等编：《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183—184页。]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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