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平等”？还是外交特权？

1842年以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迫使清廷与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司法、外交等特权，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进一步改变清廷的传统外交及外交礼仪惯例，扩大对华的外交特权，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目标。

1852年7月初，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以“巡查贸易”为名，乘兵船来到上海，派人向苏松太道吴健彰投函，要求吴健彰及其他文武官员于7月6日午后“前往迎接，并询如何交接等情”。

吴健彰答称：“中国监司大员与外国公使，自应以平行礼相见。按中国礼节，彼先来拜，再往答拜，无率同文武各官先往迎接之礼。”法国人对此答复颇为不满，认为吴健彰如此办法，是为“慢待来使，心不输服”，甚至声称将赴两江总督衙门处“指告”。[8](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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