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即异日富强之本。[(29)]
如果说黄遵宪当时和李鸿章在外交方针上处于对立状态,李鸿章会在外交信函中对他作如此高的评价吗?
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败北,李鸿章受到社会舆论越来越强烈的批判,黄遵宪的思想也有了发展,二人对不少问题的看法产生分岐,这是事实。而即使到了那个阶段,黄遵宪和李鸿章之间的关系仍然不错。比如,那位在中西交流史上颇有地位的王韬,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流亡外国多年,据说,晚年得归故里,出于黄遵宪向李鸿章的缓颊说情,由此可见黄、李二人关系之密切。
1895年,李鸿章出使俄国,黄遵宪前去谒见,1900年,李为两广总督,屡聘黄遵宪出山[(30)]。而李鸿章死后,黄遵宪又作诗wǎn@④之,诗中有曰:
骆胡曾左凋零尽;大政多公独主持。[(31)]
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32)]
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难。[(33)]尽管黄对李的联俄制日,以夷制夷的方针并不满意,但对李本人非常推重,并且十分感激他的知遇之恩。须知李鸿章在甲午之后,非议颇多。黄遵宪的这种态度,就更显可贵。
由此观之,说对李鸿章的卖国外交路线,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云云,不就令人感觉到是后人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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