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黄遵宪当时对日本的看法如何呢，笔者在《论黄遵宪的日本观》及本文第一部分，已作过一些探讨。大略言之，黄遵宪基本上不认为当时的日本是中国的最大威胁，而对日本有“同文同种”的某种好感。这一点和李鸿章等的认识无大不同，而和上述《琉球三策》等文件中反映出来的对日强硬态度，则存在着某些矛盾。参照上述有关何如璋的资料，谁的看法与《琉球三策》等电文中反映了来得思想更相近，不也就明显了吗？换言之，即使《琉球三策》等电文俱出于黄遵宪的手笔，何如璋在事先也和黄遵宪进行过洽商。但《琉球三策》中反映的对日强硬态度，绝不能说只属黄遵宪一人，则亦是昭然若揭的。

不少论者之所以把当时《琉球三策》等电文中的对日强硬态度归之于黄遵宪，乃是为了把黄遵宪说成是当时李鸿章“卖国”外交路线的对立面［（２８）］。对李鸿章的整个外交路线的评价，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然而，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作为外交官的黄遵宪和提拔过他的李鸿章之间，并没有什么如现在不少论者所说的那种严重对立和斗争；相反，在对日本力量的估计，对日本的基本态度，对中、俄、日、朝四国在东北亚*格局的设想，以及对朝鲜自立图强的方针政策等方面，勿宁说是极其一致的。上文引述过的黄遵宪《朝鲜策略》，黄遵宪在交给金弘集的同时，又通过何如璋呈给了李鸿章，得到李鸿章很高的评价，李鸿章在给朝鲜致仕太师李裕元的信函中这样说：

我中国驻倭参赞黄遵宪所拟贵国《策略》一本，想已早达台览。此策

揆时度势，实为贵国固国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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