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楷、梁启超的话,也未说所有的文稿俱是黄遵宪所撰,仅“十之七八”。而且,即使文稿出于黄遵宪手,也不能说那些是黄遵宪的思想。因为据当时使馆人员和日本人笔谈的记载,可知黄遵宪在清驻日公使馆中,担任起草文书的工作,而主持全局者则为何如璋[(6)]。按上级指令撰发的函件,自不能说全部思想俱出于撰述者之手,这是很普通的常识。
三,《琉球三策》中主张的要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的态度,和黄遵宪当时的思想发展及对日本的看法相矛盾。在《送ròu@②户jī@③公使之燕京》一诗中曰:“子能弥阙失,竹帛铭汝功”,他对中日间的关系,感到忧虑,但又对两国间的和好抱有希望。[(7)]在《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诗:“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如辅车依,譬好掎角立。所持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自潜匿,解甲歌太平,传之万千亿。”[(8)]作了热情的吟唱。
1879年12月23日,黄遵宪在致王韬的信中曰:“日本似不足为患。然兄弟之国,急难至此,将何以同御外侮?”[(9)]而在笔者最近见到的黄遵宪亲自写给当时开国派代表人物金弘集的《朝鲜策略》中,明确地提出:日本的威胁不足虑,主张朝鲜“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自强自立,以抗拒俄国的威胁。认为日本是“同受俄患,力不足以到朝鲜”之国[(10)]。
凡此等等,俱是确凿无疑的资料,而这些资料中反映出来的1879~1880年间的黄遵宪的日本观,和《何如璋与总署辩论球事书》中所见的力主对日采取强硬政策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究意是黄遵宪自己的看法翻来复去、不断变化,还是《琉球三策》等致总署电文中的看法并非完全是黄遵宪的思想呢?结论应当说是很清楚的。
四,有些论者以黄遵宪所作的《流球歌》,有强烈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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