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情况，和事实是有出入的。

第一，从何如璋和黄遵宪的个人关系而言，何比黄大十一岁：是黄的文执辈。［（１４）］黄遵宪得以在日本任职，乃出于何如璋的荐举。黄遵宪《日本国志自序》中说得很明白：

丙子之秋，翰林侍讲何公实膺出使日本大臣之任，奏以遵宪充参赞官。而到了日本，诸事多由何如璋主持，交黄遵宪操办，比如到东京借租使馆居所［（１５）］，又比如前面提到的使馆内具体分工的记载，俱可以为证。

实际上，何如璋出使日本，乃是由于李鸿章的提拔。据温廷敬《何如璋传》，他于１８６９年中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升侍讲。究心时务，尝见李鸿章与之交谈，李鸿章十分尝识，曰：“不图翰林馆中亦有通晓洋务者也。”［（１６）］因而提拔为驻日公使。这样一位锐意于洋务，正当壮年欲有一番作为的官员，难道会把驻日使馆中的一切，俱交付仅为自己子侄辈，年方三十余岁的黄遵宪决定吗？而且，即便如此，使馆中还有副使张斯桂等多人，又如何会同意？［（１７）］所谓何如璋把使馆中事俱交付黄遵宪决定的说法，于情理，于当时严格的等级制度，俱是说不通的。

第二，黄遵宪对于何如璋，从现公开发表的诗文来看，是相当尊重的。黄遵宪自香港回国，又恰逢何如璋遇赦自新疆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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