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并琉球，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向外扩张的第一步，关于日本吞并琉球的经过，以及中日两国当时在此问题上的交涉，已经有不少学者作了研究和论述。人们注意到，当时中国驻日使馆提出的处理琉球问题的三种方案（即所谓“琉球三策”）和北京的“总署”即总理外交衙门的意见不和。但是，对于“琉球三策”的提出者，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而这又涉及到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仅有重要地位的黄遵宪日本观的发展情况，他与李鸿章、何如璋等人的关系等问题。笔者曾对黄遵宪的日本观作过一些论说［（１）］，今拟从考订《琉球三策》的作者入手，对上述诸问题再作一些探讨。

（一）

先看《琉球三策》是怎么一回事。《琉球三策》指《茶陵三家文钞》卷二收录的《与总署辩论琉球事书》中，对于当时日本政府吞并琉球的举动，提出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一面辩论，一面遣兵舶责问琉球，征其贡使，阴示日本以必争，则东人气慑，其事易成。”中策：“据理与争，止之不听，约球人以必求，使抗东人。日若攻球，我出偏师应之，内外夹攻，破日必矣。”下策：“言之不听，时复言之，或援公法，邀各使评之。日人自知理屈，球人侥幸图存”。而作者的意见，是力主采用上、中策，也即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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