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何如璋的对日态度，在日本的有关研究著作中也有记述，如佐藤三郎在《近代日本交涉史研究》一书中，有一篇专门谈到围绕琉球问题两国的外交活动：

东京的琉球藩使，于何如璋赴任途中，在神户迎接他：出示了藩王的密旨，进行倾诉。在何如璋到达东京住所后，也时时和公使馆联系。以至于何如璋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此事终于成为日清间的外交问题而表面化了。而且，由于何如璋对当时日本国力评价甚劣，认为日本绝对没有可能因为此事而开战，所以用强硬的措辞反复抗议，因此从明治十到十一年（１８７９—１８８０）两国间的外交为此问题，呈现出非常紧张的状况。［（２０）］

由此可见，何如璋对日态度之强硬，而这和清政府的指令以及黄遵宪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第四，从著述的情况而言，何如璋也决不是一个只会耍嘴皮子的政客。他所撰《使东杂咏》，乃是使黄遵宪写《日本杂事诗》的契机之一［（２１）］。更有意思的是，黄遵宪曾对金弘集说：“《日本志》，仆与公（按，指何如璋）同为之，卷帙浩博，可为三十卷，姑未清草”［（２２）］。由此观之，连黄遵宪自己的著作都是和何如璋一起撰述的，作为当时日本使馆最大公务的有关琉球的电文，怎么可能完全由黄遵宪一个人去承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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