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便把《茶陵三家文钞》中有关的文件,都视为黄遵宪的意见,作为分析他外交思想的材料加以利用。
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到底以何者较正确呢?须从不同角度来考虑。
(二)
笔者以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茶陵三家文钞》中何如璋的清总理外交衙门的函件说成就是黄遵宪所写,并凭此对黄遵宪的思想和外交活动进行分析。理由如下:
一,上述说法主要的根据是黄遵宪揩和梁启超的记述。但细考黄遵楷和梁启超的相互交往关系,却发现黄遵楷小遵宪十二岁,黄遵宪三十九岁自美国回乡,他正入州学[(4)],而《事略》当是他晚年所编。所以,他并没有亲眼目睹黄遵宪在日本使馆情况。梁启超小遵宪二十五岁。他们首次相逢,是在1896年,梁启超二十四岁时[(5)]。后与遵宪交往,颇受遵宪的影响。由此可知,此二人所叙黄遵宪在日本使馆工作与何如璋关系等等,俱是出于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传闻和追述,并非亲眼所见。联系到数十年间的世态变化,人事沉浮,其说当有再详细探讨之必要。
二,即使据上所引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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