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他未见到,有诗曰:“公正南归吾北上,欲论近事恨无缘”[(18)],表现出相当的知音之感。
又比如,笔者最近见到的韩国外交史料中,有《金弘集与清国驻日外交官笔谈记录》所记为1880年夏之事,当时,多由何如璋与金弘集主谈。黄遵宪也时有参加。其间,他对何如璋的尊重屡屡可见。如,七月十六日在清公署的谈话中,他说:“钦使何公,于商务,能悉其利弊,于日本事,能知其真伪。有所疑难,望一切舆商。”八月二日,黄遵宪一人赴朝鲜使节处,和金弘集谈,有曰:“何公使每见日人,常劝其事(按:指日本与朝鲜之间的税务协议),事务持大体。”[(19)]
无论在赴日前,在日本使馆任中,甚至在何如璋因马尾战败而受贬斥以后;也无论是在何如璋面前还是背后,以所见的公开、或尚未公开的资料而言,黄遵宪俱无贬斥何如璋之语。也无在日使馆事皆由自己决定的说法。那么,前面所引述的有关何如璋的种种说法,到底是黄遵宪背着人另有一套说教,还是后来人按自己的理解加以叙述的结果,不也就很值得再考虑了吗?
第三,我们从目前所见的点滴资料中,可以看到何如璋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是相当强硬并有决断的,比如,上引《笔谈记录》七月十八日,何如璋和副使张斯桂拜访金弘集。当金弘集说到,与日本进行通商谈判时,有人提出,“进口货,亦于洋货重税,而日本零碎产物,特免其税为佳云”时,何如璋立即说:此说弊端极大,切不可行!并且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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