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据他分析，推行“一视同仁”政策，对于海关税收并无损失，因为广州少收而其他四口则增多。”挹彼注兹，仍于国课无关。”另一方面，他还从国防考虑，认为这个政策也不失为上策，因为“可将一处之夷船，散之五处，其势自涣，其情自离，藉以驾驭外夷，未始非计。”〔23〕他这样地看问题，当然不符合客观实际。西方诸国之间的团结与分裂，不决定于聚集在一口或分散在五口，而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利害关系。诸国聚在一个港口而矛盾重重，也将互相倾轧，争夺不休；疏散在五口而利害一致，也能狼狈为奸，共同与中国为敌。历史证明：西方国家在多于五口的商口经商，在对我国侵略时，仍然往往沆瀣一气，采取一致行动。各国的侵略势力从来没有因为分散于各口而受到削弱，清政府更未曾由于同样的原因，而能将各国驾驭，所以耆英的观点纯属主观臆断。
耆英以上的奏折，更坚定了清廷对伊里布对外方针的信心。于是谕令耆英函商伊里布，“熟计万全，具奏请旨。”〔24〕这样，清政府不仅答应了加尼所要求的英国用武力所得到的一切权利，而且对其他西方国家也一视同仁，同样赋与了最惠国待遇。其后果只能是开门揖盗，给国家造成更严重的困难。
1843年1月1日，加尼自马尼拉返回澳门。同月10日，钦差大臣伊里布到达广州。但还未同朴鼎查谈判商约，于3月4日病故。所以加尼必须等候新任钦差大臣耆英前来解决税则等问题。他趁机又照会祁＠①重申最惠国的要求。祁＠①劝他等待钦差大臣的到来，称将来的商约将适用于美国及其他国家。〔25〕通过与祁＠①的交涉，加尼深信清政府已经允许美国享受最惠国待遇，完成了巡航的各项任务，而且耆英的来粤尚无定期，于是1843年5月启碇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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