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俄驻华公使提出议改陆路通商章程各节。其要点为：免征天津复进口半税；在蒙古地区贸易取消“小本营生”的限制；辟张家口为自由贸易口岸；其意全在蒙古市场。对此，总理衙门的答复是：“查小本营生一节，旧章专指在蒙古地方贸易，并非准到张家口售销，原因体恤小本俄商，俾其就近贸易，得获利益。今既欲作大宗，又欲将蒙古地方未经售销货物，赴张家口贸易，则非边界小本营生可比，其行走道路及纳税章程，均应逐层定议，未便先将此层删去，致令窒碍愈多。至天津复进口半税一层，本王大臣前已言明相让，以恤商情。虽于税课有亏，亦不肯再有他议。可照贵大臣所拟，先免此复进口税，其余仍暂照旧章办理。至彼此所商，如删去小本营生及张家口不拘成数，并恰克图纳税领照等情，统行展缓二年，于限内会同详细妥商，庶时日从容，章程可期妥善。”[1]（《总署为俄使议改张家口销售及删去小本营生事致俄使照会》，同治五年正月十一日）同治五年(1866)三月初一日，清政府单方面实行免征俄商天津复进口税，拒绝了俄使的其他要求。清政府的意图很明显，即尽量缩小俄国在蒙古经贸活动的范围，限制其在蒙古地区的影响力。其实，复进口税的减免，反而增强了俄商对蒙古地区的渗透力。
中国单方面免征俄商天津复进口税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相当不满，称之为“实属无厌之请，各国必一律援照，则天下各口复进口半税化为乌有，关系非轻”[1]（《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请坚持俄商回国者免征复进口税商不回国者照征事致总署函》，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在与总理衙门函商后，崇厚随即照会俄驻津领事重申：“查总理衙门与贵国钦差所议免缴之半税，系专指由他口运津、由津回国之货而言。若非回国之货，或在津售卖，或在别口售卖，均应照旧例办理，不能免税。”[1]（《三口通商大臣给俄国玛领事照会、给天津贝税司札文》，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不难发现，崇厚的表述使中国方面的立场有了微妙的变化，即俄商从中国境内贩土货至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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