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袁世凯就曾以日本顾问坂西利八郎等人在会操中“襄同办理，深资得力”为理由，请对坂西等“量予奖励”（《袁世凯奏议》，上册，第118—119页；上册，第487页；中册，第900—901页；下册，第1320页。）。1906年北洋新军举行的河南彰德秋操，“日本顾问在规划这次操演上起了广泛的作用”（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当时南北两军的指导和评判，就是坂西利八郎手下的两个日本少佐担任的（其中之一为土肥原贤二），坂西本人则是实际上的总指导和总评判（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第127页。）。难怪有的日本顾问会狂妄地宣称：“如果调走日本教习，部队就会瓦解”（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四
德、俄、日三国特别是德、日两国在晚清军事改革中占踞着重要地位，起了重大作用。由此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有些影响可以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比较重要的几点略作概述。
外国政府千方百计插手中国的军事改革，决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而是为了通过控制中国的军事力量，达到控制清政府，左右中国政局，进而实现独霸中国的目的。因此，各国派遣到中国的顾问和教习，往往是为其本国的侵华宗旨服务的，他们一方面排斥他国教习，另一方面则力图掌握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如德国人汉纳根提出的练兵建议，就要求给他一切“兵权、饷权”（中华民国史料丛稿：《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7页。）。德国驻华公使绅珂也向总署多次提出，德国教习要有权管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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