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教育体制上，日本的四级军事教育制度也在中国开始逐步推行。先是1902年张之洞在湖北设武普通中学堂1所，相当于日本的“中央幼年学校”；又设武高等学堂两所，相当于日本的士官学校（《张文襄公奏稿》卷34。）。1904年，清政府命令将全国军事学堂分为4级，即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兵官学堂和陆军大学堂，分别相当于日本的军事幼年学校、成城、振武等士官预备学校、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后陆军大学堂未能设立，乃先设陆军军官学堂于保定。与此相适应，学校的教学内容也是参照日本军校设置的，如保定军校即参照日本陆军大学课程，以战术、参谋业务、后方勤务及国防动员等课程为主，教材则大都采用日本最新出版的教材，其他学校皆可类推。因此，从1902年起，日本的军事著作、军队操典、军事教科书等大量涌入。袁世凯还专门聘请日本中佐立花小五郎等人为其翻译各种军事书籍，其中如北洋将弁学堂总教习贺忠良编的《战法学教科书》，是一部比较全面介绍资产阶级军官理论的著作，两江督练公所排印的《日本陆军大学战术讲义》也有较大影响。

在武器装备上，也开始由使用德国武器为主向购买日本武器过渡。如1904年袁世凯奏称，日本武器“工贱道近，价值较廉”，而“工料均极精坚”，“一切程度均与泰西不甚悬殊”，一次就向日本三井、大仓两洋行购马、步、*14650杆，子弹720万粒，大炮64门，炮弹25856颗，价值白银120多万两（《袁世凯奏议》，上册，第118—119页；上册，第487页；中册，第900—901页；下册，第1320页。）。

伴随着日本影响的全面加深和扩大，日本顾问和教习的作用也日益加强，他们在各省的编练机构和军事学堂中的势力日益扩展。在袁世凯所部，日本顾问尤其受到信任和依赖。这一点仅从河间和彰德两秋操中就能得到证明。1905年10月末，北洋新军首次在河间举行会操，会操获得了外国军事观察家的好评。日本军事顾问参与了演习的筹划与指导（拉尔夫·尔·鲍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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