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次，采取各种措施，排挤德国教习，诱导中国聘用日本顾问和教习。在日本政府的鼓励下，大批日本军官来到中国。为了和德国人竞争，他们“比西方人更乐于学说中国话”，加之文字相近，减少了语言上的隔阂；“他们宁愿接受比西方军官低得多的待遇”，因而大大减少了费用；他们“更情愿使自己适应于中国的实际”，因而更有利于加强与中国官员和学员的感情。同时，由于日本陆军本来就是仿照德国军制的，“因此，把德国教习换成日本教习，并不需要在训练方法或训练技术上作大的变动”（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有了这些原因，再加上前述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上“联日拒俄”主张的贯彻，日本军事制度影响的扩大和留日士官生的陆续回国及在军界地位的上升等诸种因素，日本顾问和教习终于排斥了西方各国，取得了垄断地位。“到了1903年的时候，不仅直隶的袁世凯与武昌的张之洞用了日本教习，他们还渗入到了华中，他们不仅在沿海站住了脚，甚至还渗入到远如四川那样的内地”（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在直隶，1904年袁世凯聘用了日本顾问、教习达85人，1908年增加到175人。在湖北，张之洞办的将弁学堂的教习全部是日本人；在江苏、浙江、福建等省的陆军速成学堂、武备学堂的总教习、教习、副教习也皆由日本军官包揽（中华民国史料丛稿：《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326—326页。）。就这样，日本虽然最晚插手晚清军事改革，却后来居上。1907年以后，除少数德国教习分散在湖北等处的军事学堂中之外，日本的影响已占了绝对优势。

在军制上，1902年以后，已经基本上是举国一致倾向于以日本军制为蓝本来编练新军，如湖北新军就“酌照日本陆军师团兵制，编作常备军左右两翼”（《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50。）。到了1904年，湖北军制又“以一军统两镇，与日本合两旅团为一师团之制相同”（《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62。）。也就是说湖北的一军相当于日本的一师团，镇则相当于旅团。大致长江流域各省都受湖北的影响，仿照推行。袁世凯的北洋军同样仿照日本军制，与湖北略有不同的是，在湖北的镇与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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