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雄还告知总署，日本愿接受200名中国留学生，经费由日本负担。日本尤为重视吸收军事留学生，先是在其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成城学校设立留学生部，对中国留日陆军学生进行预备教育。以后又在东京专为中国留学生设立振武学校。日本方面的宣传和招徕措施，是颇见成效的。清政府对此产生了很大的兴趣。1898年，张之洞在送呈光绪帝的《劝学篇》中极力主张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是年，张之洞即与刘坤一首次向日本派出陆军留学生30名，委托日本陆军省派往成城学校，接受陆军教育。1901年，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下诏变法，而此时的日本已赫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张之洞、刘坤一连上变法之疏，极力主张“奖励游学”，尤以“先游日本为急务”。据统计，第一期留日士官生共39人，湖北一省即占11人。第二期25人，湖北占17人。张之洞甚至把自己的3个孙子也送到了日本军事学校去受教育。袁世凯也于1902年上奏指出：欲“讲求武备”，“整顿戎行”，“自非派员出洋肄习不为功。顾欧美远隔重洋，往来不易，日本同洲之国。其陆军学校于训练之法，备极周详”，故挑选武卫右军各学堂毕业生55名前往日本深造（《袁世凯奏议》，上册，第118—119页；上册，第487页；中册，第900—901页；下册，第1320页。）。湖北、直隶为南北编练新军的两大样板，对全国各省有很大影响（《中国如何而后能学日本乎》，《大陆》二卷、7号。）。故而，自1901年以后，赴日留学生逐年上升，到1906年高达8000多人，其中在士官学校和其它军事学校就学者有671人，而是年就学于欧洲者仅15人（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到1908年，“统计赴日陆军留学数目已不下1千余人（中华民国史料丛稿：《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342页。）。
再次，为炫耀日本武力，展示日本军队的训练水平，以影响中国军界领导人，日本利用其邻近中国，往来较易的有利条件，经常邀请中国将领去日本参观、考察和观摩军事演习，不仅北洋和湖北新军在被邀之列，甚至一些边远省份也都接到了邀请。如1899年日本陆军大尉井户川辰三就奉日本政府之命到达四川，“请派文武官员选择学生，游历日本，考察学制，并称该国练兵之期约在中历九月，请于七月遣员前往”。四川总督决定派文武官员各1名前往，“将该国学制，兵制详细考究”（《清光绪朝东华录》（四），第131页。）。1901年之后，各省与日本之间的这一类往来就更加频繁了。通过这些交往，日本“相当成功地使中国相信，日本采用了欧洲陆军的一切优点，而他们的军事制度，是一种适合亚洲人的军事制度”，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中，“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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