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日本出兵后，威妥玛致函总理衙门，询问情况。接着法国翻译官德微理亚、总税务司赫德、西班牙公使丁美露“先后到总理衙们探询，清廷才知道有此事。”（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卷69页，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1版。）一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清朝从不放在眼里的日本小国竟敢出兵侵占中国台湾，自然会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而事先清政府对日本的动向竟然毫无所知，这更是一个刺激。李鸿章总结这个教训，于1874年12月12日，致书总理衙门，指出“东洋遣使一节，似属不可再缓”。（《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2卷58页。）1875年3月15日，他再次上奏清廷，认为日本“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为防止此患，“将才使才二者不可偏废”。日本侵略台湾，“若先有使臣驻彼，当能预为辨阻，密速商办。否则亦可于发兵之后，与该国君臣面折廷争，较在京议辨更为得力。”所以遣使日本了解情况已不能再缓。（王彦威编《清季外交史料》1卷9—10页。）同时，薛福成提出《海防密议十条》，（薛福成《庸庵文编》1卷21页。）认为应储备“可使绝国”之才。其他中级官吏也纷纷建议遣使。王韬也早已认为“驭外不外乎简公使、设领事，洞达洋务。”（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见《洋务运动》资料丛刊1册480页。）原来对遣使持反对态度的沈葆桢也在筹办东南海防的过程中转变了看法。福建巡抚王凯泰、两江总督李宗羲、江苏巡抚丁日昌也上奏请求遣使。这说明清朝从上到下对派遣常驻使节，已经都认为是势在必行，不容稍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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