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出洋国人“开眼”的程度和境界高低有别，但从总体情况和发展上看，其作用与意义也是不能低估的。

对于出洋者自身来说，具有“及之而后知”的认识功能。出洋亲临其境，耳闻目睹，切实体察，获得关于外域的直接知识和经验，这种“开眼”的实际刺激和感触，是坐守国门之内所无法产生的。不论是斌椿“不亲到不知有此胜境”的感慨，还是孙中山关于出洋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的追忆，都说明“百闻不如一见”这么一个既浅显又深刻的道理。诚然，在特定条件下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未必皆有出洋的履历，但他们若能出洋亲自考察一番，眼界自会更加开阔，认识也更加符合实际。

出洋的积极作用不仅仅限于出洋者自身，而且能够扩及社会。长期处于封闭环境中的国人，对来自域外的不速之客们所宣传的关于他们国家的“新奇”事物，往往觉得疑惑难信，而对自己同胞出洋所得的见闻、感受，则易产生较强烈的反应。正面反应自不待言，即使一时的负面反应，最终也不免起纵风止燎、火上浇油的“助燃”作用。譬如，郭嵩焘介绍域外情况，倡导向西方学习的《使西纪程》一书，初一问世竟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闹到奉旨毁版才算了事”（梁启超语），这固然说明当时朝中顽固保守势力之汹，但为什么对仅有两万来字的一本小书竟至如此？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它出自一个中国官员的所述所议，对国人更具有惊心动魄的作用。虽说一时书被毁版，作者也遭受厄运，但其书其人的影响力并未因此消弭，被冲荡动摇的终归还是顽固守旧阵线。从全局和大势看，出洋与开眼必为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出洋与开眼的互促之局适应了“时势”的需要。国际性开放是近代世界有别于中世纪的显著特征之一。国民间的相互往来则是实现这种开放所离不开的一种方式。晚清国人越来越多地出洋，打破了起初基本上是“来而不往”的中外关系格局，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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