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在他的奏折上朱批：“朕不甚恶西洋之教，但与中国无甚益处，不过从众议耳。你酌量，如果无害，外国人一切从宽为好。恐你不达朕意，过严，则又不是矣。特谕。”[21] 由此可见，雍正帝虽然对天主教有反感，但还没有“甚恶”。他既坚决禁教，又要显示事发于下，恩出自上，强调他不过是“从众议耳”。因此，他批准了孔毓珣的建议，要求广东当局妥善解决传教士的迁移事务，不得绳之过严。

雍正帝的禁教措施主要是：将散居各地、专事传教的西洋人驱往澳门或集中于广州，迁移时给以一定的期限，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各地教堂或拆毁，或改作他用。禁止中国人信教，尤其不许满人信教。同时，他明确宣布：“西洋人精于历法，国家用之。”[22] 保留清廷任用传教士的方针，将有技艺的传教士集中到京师，为清廷服务，对他们实行保护政策，允许他们自行修道，不许传教。

乾隆即位之后，继承了康熙末年的禁教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又采取了与康雍二帝不同的做法，即宽严相济，时紧时松。他没有雍正经历过的继统危机，没有雍正那种对传教士卷入储位之争的愤恨之情。他坚持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对佛教、道教并无特殊兴趣，对天主教的认识也与雍正有别。他认为：“西洋所奉天主教乃伊土旧习相沿，亦如僧尼、道士、回回，何处无此异端？然非内地邪教开堂聚众，散札为匪者可比。”[23] 然而，在他统治中国期间，西力东渐的潮水不断上涨，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国内外的*、军事形势，使他越来越警惕传教士的*目的。他认为天主教对清王朝的统治有危害，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但是，他又无法抵御西洋技艺的诱惑，只得让传教士作为西洋技艺的载体进入中国。他既允许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进京效力，又采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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