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说明他作为一个西方传教士不存在换代易主的问题。无论明清，只要允许他传教，就是他服务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明清鼎革之际，出现了一教三主、各司其职的奇特现象。在四川，耶稣会士利类思、安文思为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务；在广西，耶稣会士卜弥格为南明永历朝廷效力；在北京，汤若望步入清朝仕途，为清朝皇帝司天。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的两篇奏折，就反映了汤若望为清廷服务的情况。顺治元年八月十九日，汤若望在奏折中写道：“修政历法远臣汤若望谨奏为刊历自有职掌，微臣揣分难胜，谨据实控辞，以期无误颁行大典事。”清廷在奏折上明确批示：“推算天行，当以新法为准。至于刊刻历日自是该监职掌，何得诿卸？礼部速传饬行。”[1] 从此，汤若望既要为清廷修订历法，又要为清廷刊刻历日。
顺治二年十二月，汤若望向清廷详细汇报了他的占候结果，认为隆冬瑞雪未下，容易发生灾疫，此皆有干天和所致，故阴阳失调。建议“皇上虔诚修祷，敕下大小臣工省刑薄罚，赈恤穷黎，庶天时人事立可见瑞兆于圣朝矣。”[2]
汤若望竭诚为清廷效力，赢得了顺治帝的器重和礼遇。除任钦天监监正之外，他先后被加封了太常寺卿、通议大夫等品衔。顺治十年（1653年），钦赐“通玄教师”称号，后又授通政使，进秩正一品。真可谓青云直上，恩宠已极。
汤若望创造性地执行了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顺治八年（1651年）到十四年（1657年）冬，他不仅成为顺治帝身边一位备受宠信的老臣，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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