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在与汤若望等传教士交往的过程中，认识到他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的价值。时值清朝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清廷十分重视网罗人才。传教士既有才能，又愿意为清廷服务，且忠于职守，顺治帝因此予以重用。顺治帝重视的是他们的科学技术，赞赏的是他们“始终不渝，孜孜之诚”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与儒家学说的忠君思想联系起来，希望清朝官员以此为楷模。由对传教士个人的好感，而延伸为对天主教的宽容，顺治帝为传教士赐地建堂，御制碑文，客观上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营造出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但同时他又在碑文中明确表示，他所服膺的是儒家学说，而不是佛教、道教，更不是天主教。

顺治帝的这种作法，概括起来就是因人容教。因传教士有才可用，有功于清廷，而容许天主教的存在。但容教绝不是信教。这就将传教士与教廷、西学与西教、宽容与信奉，作了某种程度的区分与取舍。这种思想对后世颇有影响。

康熙初年，通过“历法之争”，圣祖玄烨认识到传教士所具有的科学技术的重要价值，查明传教士“并无为恶实迹”，“潜谋造反”的指控纯属诬告。因此，他大胆地起用传教士，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为清廷服务。同时，他对天主教的某些说教有反感，又担心天主教在各省蔓延发展，对清朝统治造成威胁。另外，孝庄太后信奉喇嘛教，不喜欢西方传教士，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对天主教实行限制政策，明文规定允许传教士过自己的宗教生活，但禁止传教，不许中国人入教。

康熙起用传教士是看重他们的科学技术。而传教士之所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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