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骄傲的是1921～1922年，北洋政府以与各国一律平等方能参预华盛顿会议，“共襄盛举”为先决条件，同时声明三点：“（一）各国不再乘中国内乱之机会，损害中国独立国家之权利；（二）撤销各项有害于中国主权之行动，而该各项行动并无条约之根据者；（三）将限制中国自由行动之若干现存条约加以修正”。（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一），正中书局1945年版第426页。）华会对北洋政府三项要求给予了基本圆满的答复。“与会国同意撤销在中国境内的外国邮局”，限制在华的外国无线电台；与会国同意修正1918年采用的中国进口货海关税，允许交还威海卫、广州湾等。但对在华的外国驻军、警察、护路军仍不让步，领事裁判权亦不撤销，关税自主尚没收回。

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北洋外交尽管没获得完全成功，但争回了部分主权。“九国公约”的成立、“蓝辛——石井协定”的取消及“英日同盟”被拆散，均有利于中国。

北洋末期召开关税会议、法权会议和开展修约运动，更加体现了国权平等主义外交思想的光辉。近代中国国权丧尽，而争回国权的外交斗争，必然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该过程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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