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归全体中华民族所有,不受外族压迫与干涉。这完全不同于基于先天优越感的排他性的种族主义。而列强以种族主义眼光对待中华民族主义,视之为汉族主义,并以此为根据否认北洋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权力。
北洋初期外交多集中于满蒙藏地区中外利益的冲突上。北洋政府关于中英藏问题的交涉、谈判是成功的。它坚决拒绝承认英藏间所谓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使英国分割我国神圣领土西藏的阴谋活动丧失了法律依据。英国侵占我片马领土亦遭北洋政府的有力反抗而不能得逞。
由上可见,北洋外交思想基本上是以民族主义为其思想基础的。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领土、主权等国家根本利益而进行外交斗争,因此招至外力的冲击和破坏。列强总是曲解并妄图扼制中国的民族主义,但北洋外交为此起而抗争。诚然,北洋初期承认外国在华特权,是软弱的外交方针。但从当时国内外*环境看,它是被迫的积极的妥协。为避免列强支持清廷残余势力反攻立足未稳的民国,必须对外国做些有限度的让步。
一战前,北洋外交思想,不是排外与制夷思想,而是积极的妥协思想和对外依赖思想的结合。一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力图抓住时机争取独立、自主和平等、自由的国际地位。这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到关税会议、法权会议,一场场空前未有的争国权外交斗争看得很清楚,斗争的成果处处可见,充分表明北洋外交思想及实践已进入崭新的时期。北洋政府在民意推动下,主动争取失去的国家权利,也说明依赖主义的外交思想已转变为国际平等主义的外交思想。
北洋政府争国权斗争在巴黎会议桌上失败了。但给中国人民以新的刺激,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大有使中国旧式官僚外交一变而成为国民外交之势。“五四”运动出现了“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是近代中国国权主义意识和运动的一次大觉醒。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直系实际首领吴佩孚均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坚决反对外国势力对中华民族利益的侵害。北洋外交人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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