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习俗。如“总长一到,仆役即从大门口直到各司高声通报总长到!”人人起立、低头。现“改成总长一到就按电铃。”(《顾维钧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5页。)
北洋外交机制形式上比较健全,但实际仍不彻底。它很晚才设外交政策咨询与研究机构,民国十六年才设情报局,辖于外交部;北洋外交部缺乏外交决策大权,基本上是外交政策的执行机关。1913年4月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首届国会。按《国会组织法》的规定,参议院常任委员会设有外交股,应掌握外交立法权。但在袁世凯时期和军阀轮流执政时期,国会不能发挥关于外交的立法权,而此项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致使外交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主动性和灵活性。北洋外交亦缺乏稳定性和一贯的对外政策。国会无法表达民意、无力履行建议、决策等职能,使北洋外交机制在运转中显得不够成熟。当然,根本原因在于军人*的分裂割据性和由此而造成的国内政局动荡。
北洋外交体制的改革有些是量变,难以克服军人、旧官僚外交的弱点。但北洋外交的近代化是一种质变,具有进步意义,它使北洋外交趋于专业化和技术化,从而提高了近代外交活动的效率。
三、北洋外交思想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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