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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清洋务思想家的近代外交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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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8: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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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手段也多种多样，如译书、游历，通过外商了解等。1861年，清政府把翻译各国在华报纸并按月咨报总理衙门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13］（P611—612 ）随着中外交往的扩大，尤其是驻外使馆的设立，清政府了解外情的范围和手段有所增加。因此，在这一时期，洋务思想家非常强调对国外报纸的利用。王韬指出：“西人凡于政事，无论巨细，悉载日报，欲知洋务，先将其所载各条一一译出，日积月累，自然渐知其深，而彼无遁情。”［3］（P31—32）马建忠、薛福成也主张通过查阅国外报纸来达到“知彼”的目的。［2］（P37）［4］（P330）了解“洋情”是交涉之道的基础， 洋务思想家强调“知彼”的重要性，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2.提出明确的外交指导方针
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如何使交涉获得成功？马建忠认为“尤宜先定所向，所向既定，而后心无旁营，力无旁贷，所谋则济，所举则成。”［2］（P37）他以当时的法国为例，指出：“若法王那波伦第三世，始欲求逞于民，则附英而攻俄；继欲示好于俄，则息战而疏英；攻奥大利以沽恩于意人，伐墨西哥以修睦于奥国。方普人之攻丹也，阴图其利；及普人之入奥也，转慑其威。一旦普人修怨，法王孑然，无他国一师之助者，所向不定故也。所向既定，而后可与言交涉之道矣。”［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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