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问题，派遣驻外使节的事一拖再拖，直到1875年马嘉理一案发生，才促成了郭嵩焘的第一次使英。但也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的使节制度才逐渐形成。1876年，清政府规定了出使人员的俸薪，颁布了《出使章程十二条》，包括驻外使节的任期、使馆的编制和经费的使用等规定，［7］（P3—4）使节制度初具雏型。但是，由于对外交往的经验不足，以及制度管理上的弊端，早期的使节制度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对此，洋务思想家依靠他们在对外交往中的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对于完善近代中国的使节制度有重要作用。
1.重视使职
五口通商以后，国人的对外态度开始有所改变，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开始逐渐淡化，对外来事物的吸收也能够采取一些积极主动的态度，但传统守旧观念仍然产生着潜在的消极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子是，1876年郭嵩焘接受使英任务后，立即成为众矢之的，朝野上下竟然由此掀起一股声讨这一“有辱国体之举”的浪潮。思想观念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引导。洋务思想家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多次呼吁，要求清政府重视使职，以求改变旧有观念。郑观应强调了使臣的重要性，他认为“今中国既与欧洲各邦立约通商，必须互通情款，然无使臣以修其和好，联其声气，则彼此ｈàｎ＠①格，遇有交涉事件，动多窒碍。是虽立有和约，而和约不足恃也。虽知有公法，而公法且显违也。是则使臣之责任不綦重哉。”［5］（P124 ）郭嵩焘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也提出：“应请以后选派使臣，依照常例由礼部开列二三品以下堂官，年岁不满五十者，听候钦派，亦与寻常出使同等，期使廷臣相以为故常，不至意存轻重，而于洋情事势不能不加研考，以备国家缓急之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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