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结

　　即将进入20世纪的时候，神户成立了神阪中华会馆，继而由于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以往驻神户的中国领事在华侨社会具有的权限受到限制。围绕神户大阪地区华侨的整个*社会环境正处于转折点上。面临日本方面挽回商权运动的高涨，围绕华商的经济情况也开始显现了不少变化。清朝政府在王朝临死的痛苦中开始着手振兴实业。1903年设立商部（1906年改组为农工商部），继而号召全国各地推广商会。

　　神户和大阪设立商会是1909年5月的事情。设立在国内各县城和大商业镇的商会，改变了各地的商业环境。以往设有商务局的特定大城市向城镇派来少数商务议员来进行商务调查的广大乡间，开始根据商部的倡导，自行推举亲近的乡绅自办起了民间商会组织。同样在海外，华商也依据同一个简明章程开始动员民间而组织起商会来，改变了以往仅公、领事馆员向本国报告各商埠商务情况的状况。国内外通过领取商会总理协理地位，大量增加的这大批绅商，应该从捐官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去考虑。（注：关于清末商绅的问题，见马敏《官商之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马敏将1912年当时中国“近代绅商”的总数估计为大约5万，并且他分析广东、江苏、浙江是绅商比率较高的省份。）另一方面，对于商人阶层来说，随同作为法人组织商会的领导人而来的权威和信用也成为渴望弄到手的珍贵东西了。到了民国时期，国内外商人往往拘泥专制时代（中华）总商会的“并防”，表现了中国商人共同的对于传统权威的崇拜倾向。

　　神户地区设立商会之前和之后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华商自办的组织首次成众多侨民承认为公共的团体。换句话说，商会由于官方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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