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了至少1500个商会的网络，它的实际状态究竟如何？拙稿着眼于《华商联合会报》和《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以及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华商招待所”扮演的信息提供机能。近年来在研究华商交易网络的领域，有的指出“股的网络”、“客帮网络”等形态。还有人指出“运棺网络”。（注：见古田和子：“上海网络中的神户——搬运外国棉制品的中国商人（载《年报近代日本史研究》14,1992年），以及帆刈浩之：“沮末上海四明公所‘运棺网络’的形象”（载《社会经济史学》59-6）和“香港东华医院与广东人的网络”（载《东洋史研究》55-1）。）笔者在拙稿中从提供信息的侧面，强调了“商会网络”的形态。个别华商的经商对手和信息来源大半可能是根据他们的方言体系，范围往往限定为同乡人。但是，商会总商会的信息网络，给国内外个别商人提供了海外各地的商业情况、各地华侨商店名单等。假如说，国外的各帮商业公所和同乡会馆基本上是基于“互助”而往往是“闭塞”的组织，那么商会总商会的信息网络是否可以说成是“开放”性质的呢？

　　第二部分的半部分指出，全国商会联合会起先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的南部商界主导而成立。因此，神户中华总商会亦以相对在上海交易圈当中占首要地位的三江帮华商为主，*经济活动开展得极为活跃，同时它与国内交流交往的渠道也最坚固。此外，神户中华总商会担当了呼吁中日亲善论发言人的角色。本文就此问题对商会信息网络主体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作了若干分析。如果有必要进一步提示的话，它可能为段祺瑞亲日政权和寺内内阁的上台作了一些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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