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第2期)等。中国学者们大多肯定田中奏折的真实性。 笔者对这个问题未做过专门研究,不敢妄评孰是孰非,但总觉得蔡智堪所说打入日本皇室书库抄录田中奏折的情节有点玄乎。也许这个问题要等皇室书库对外开放才能真正解决。
关于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及制造济南“五三”惨案,有查建瑜的《济南惨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东的动因初探》(《江海学刊》1985年第6期)、 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人数浅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6期)、 李家振、郭墨兰的《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专著有李家振的《济南惨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二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第二个大热点。近20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难以统计,文章的内容从这次日本侵华事件的前因到后果,旁及有关人物的研究,几乎包罗无遗,如胡正邦的《论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九一八事件的由来及其后果》(《思想战线》1983年第4 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论》(《东北师大学报》1987 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 杨小红的《论皇姑屯炸车案与“九·一八”事变的因果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 史桂芳的《“满蒙危机”论与九一八事变》(《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 包奕诚的《论日本经济危机与九一八事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 期)、董谦、林谷良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何华国的《浅析“九一八”事件的经济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王玉平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 黄耀慧的《中村间谍案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 任永祥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郎维成的《日本军部、 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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