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国藩根据理学“理一分殊”的学说对“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认识方法，有所阐明和发挥。曾国藩说：“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手至殊之分，无以洞乎至一之理。”李兴发同志认为，从这段话可以获得两点认识：第一，他认为只有认识“至之殊分”才能认识那总的唯一绝对的“理”，就是说，只有认识具体的事物，才能认识抽象的事物的理。第二，反过来证明，一般寓于特殊，“分殊”中包含了至一的“理”。就一般的认识规律来说，只有先认识具体的事物，才可能抽象出事物的一般特征，认识事物的本质。曾国藩讲的认识“理”的途径，应该是合乎思想逻辑的。可是，理学家们的理，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即要求事事物物合乎封建的伦理道德。认识理，就只是要体认君仁、臣敬、父慈、子孝。这样，唯心主义的体系就淹没了它的认识论的合理因素。（李兴发：《曾国藩思想杂论》，《安徽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二）曾国藩接受了传统的天命论，曾一再宣扬“畏天知命”、“乐天知命”的思想；但总的说来，在天命和人事的关系上，他并不抹煞人事，在许多地方他是重视并强调人事的。他曾反复说过：“信人力足以补天事之穷，孟子言治乱兴衰之际，皆由人事主之，初不关乎天命”，“鄙人阅历事变，但觉除得人以外，无一事可恃”，“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等等。他并且进一步认为，“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认为不能事事委诸天命，放弃人为，这样就要抹煞、否定人的主观努力，就将在封建统治阶级中滋长消极无为的思想，这是不利于镇压农民的起义斗争，不利于封建统治的。因此，在具体事务中，必须强调人的主观努力，即所谓“勤”的精神。张锡勤同志认为，曾国藩这种重人事的思想并没有引出唯物主义的正确结论，而是走向了主观唯心论、唯意志论。他看到人的活动都受一定思想观念、精神意志的支配，因而把思想观念、精神意志看作是决定一切的原动力，他认为所谓忠勤精神的根本是“诚”，因此，“诚”乃是宇宙的主宰，是人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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