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缺乏利用矛盾为我所用的策略。外交斗争需要机智，特别需要善于利用矛盾的策略思想。在1853年文翰致太平天国赖检点的照会中，英方虽陈述了五口通商及有关《南京条约》内容，但主要篇幅还是表白“对于贵军与满洲人之争斗，吾人仍愿保守完全中立”，最后才提及“敝国在上海建筑有住宅、礼拜堂、货栈等，且有许多英船常来上海口岸”，“吾等急欲明了若贵军进抵上海，则对于与英侨有关之行动，所抱之精神为何如耳？”(《英国政府兰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见《太平天国》V1，第904页。)照理这正是施展外交策略的大好时机，在复照中可以不理睬有关《南京条约》的内容和有关进军上海的具体军事意图，但完全可以许诺保护中立国侨民的生命、财产的意愿，并以此争取对方。但是太平天国领袖们没有这样做，有的只是“深望尔等能随吾人勤事天王”之类的“谕示”。再如1853年12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时，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外交场面：当布尔布隆的随员克里福麟在被一位年轻的太平军首领问及“你是赞成太平军呢？还是赞成咸丰”时，回答了“既不赞成这个，也不赞成那个”。(《英国政府兰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见《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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