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开始了清政府权力重心的下移，而同光新政的实行则更加强了地方督抚的权力。依靠镇压太平天国而登上*舞台的李鸿章，不仅长期担任直隶总督的要职，而且又是新政的主要倡导者和实施者，成为晚清的一名重臣。义和团运动后，袁世凯由于小站练兵而扶摇直上。这样，清廷虽名义上对督抚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实际上已很难随心所欲。地方督抚权力的不断上升，逐渐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清廷最后灭亡正是在袁世凯的逼迫下，而不得不发布退位诏书的。

　　19世纪60年代，清廷面临着改革还是守旧的选择。要维护统治，就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就难免会出现一种异己力量，清王朝很难逃脱这样的命运。如果说清政府实行新政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其统治，那末结果则恰恰相反，它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如果说太平天国没有达到的目的，则通过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间接地达到。从这个意义上说，同光新政是太平天国遗嘱的执行人。不过，这种执行已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更高层次的社会变革。这种现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历史的发展中，“每个行动都有着某种预期的目的，但实际上这些行动所产生的结果，却根本不是所期待的。有时这种结果起初似乎是和预期的相符合的，但到了最后仍旧不是所期待的东西”。(《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38页。)历史就是这样螺璇式地上升，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

【资料来源：《学海》199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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