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太平天国的*、文化等精神生活不尽人意，物质生活的匮乏也使士绅离心离德。首先是在衣着方面等级森严，一边是天国上层统治者奢侈之风日盛，一边是低级官僚生活的相对贫乏。其次，太平天国的经济日渐恶化，造成士人生活的每况愈下。特别是在太平天国晚期，割据颇为吃力，圣库供给枯竭，而对江南之索取则日益加重。封建文人曾以“猛虎行”加以诋毁，固然有阶级敌意之嫌，但并非空穴来风。后期乡官逃差以及百姓击杀乡官抗佃抗租之风日盛，相当程度上表明太平天国的经济拮据及人心的背离。最后太平天国连士人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其吸引力就必然越来越弱，士绅群体的疏离已无可避免。

　　四、湘淮军尤其是曾国藩的湘军成为太平军的强悍敌手，其反动的卫道宣传极具煽动性，也极具欺骗性。与此同时，清政府为收拾人心也作出求贤姿态，对于积极捐输的地区，通过增加学额与免征税额予以奖励。这些因素对于太平天国统辖下的士绅群体也具有较强的诱惑力，尤其是在后期，意志不坚的士绅纷纷反水，投靠清政府，使太平天国的战斗力大为削弱，群众基础日渐瓦解。

　　综上所述，进入太平天国政权系统的士绅群体，始终面临着社会转型时期角色选择与扮演的巨大困惑，当新政权不能提供其文化*发展空间时，角色扮演落差日渐扩大，角色冲突愈演愈烈，士绅群体与太平天国的积极互动不复存在，而两者间的日渐疏离反而成为必然趋势。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5年3月22日）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