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纲领而兴盛，最后由于无法解决现实的农民问题而败亡”，但“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问题与当代的农民问题有着质的不同，太平天国主要是解决生存问题，现在则是发展问题”。“探讨太平天国与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可以为党和政府统筹解决当代农民问题提供可贵的历史借鉴”（《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会通讯》第9期第2页）。朱从兵提出，要研究太平天国与中国农民问题，“需要更深入、微观地了解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状况，如农民的心态和诉求、乡村内部关系、基层社会秩序和边缘情况等，在做好这些基础研究的前提下，才可能有系统地进行宏观比较与把握”。龚云认为，太平天国是“一次失败的农民自救运动”。太平天国虽然是农民建立的政权，但它后来严重脱离农民，因而不可能解决农民问题。当时大多数普通农民的心态值得研究（《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通讯》第9期第3页）。
三、太平天国与宗法文化的关系问题。崔之清认为，宗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看似淡化家庭和宗族的血缘关系，排拒和削弱了宗法文化，但其基本*文化依旧是经由宗教包装的宗法*文化。太平天国的制度安排、权力运作都体现了这一*理念，并主导其*行为”。
四、太平天国失败的经验教训。方之光认为，太平天国因反对清朝腐败黑暗统治而兴起发展，最终失败却是“一坏于骄傲，二坏于腐败，三坏于迷信，四坏于没有发展生产以解决军民的粮食问题，这也是导致太平天国未能跳出历史上周期律怪圈的主要原因”。华强对明末李自成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这两次距今时间最近而相隔两个世纪的起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在反抗封建王朝的同时也接受了其专制与腐败，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很有必要。朱庆葆指出，“太平天国运动的悲剧就‘悲’在太平天国代表的是小农阶级，没有接受中国传统的宗法，也就不可能得到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士绅阶层的认同。”张德顺也认为，太平天国据守江南期间，与江南士绅群体一度建立良性互动，但由于认知能力的局限，双方冲突日渐表面化、公开化，最终导致士人的疏离，加速了天国的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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