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的圣库制度，这对保障义军的纯洁和供给曾起过积极作用，“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70页）。进军长江流域时，又以“薄赋税、均贫富二语煽惑愚民，是以赍粮资贼者，沿江皆是”（《吴煦档案》第一辑，第129页）。占领南京后，太平天国领导人企图把这种人无私财的均产制度推广到全社会，终于走向乌托邦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待百姓条例》载：“百姓之田皆天王（父）之田，天下之货皆天王（父）之货。”“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赀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75页）故“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75页）可见，太平天国要建立的人间天国，仍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农民仍处于被压迫剥削的最底层。《天朝田亩制度》要求消灭一切私有，消灭商品经济，建立一个二母猪五母鸡的社会，就是明证。
太平天国领导人不从发展生产着眼，而一味在分配领域搞“劫富济贫”。正如太平军战士所说：“吾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下积谷之家为仓，随处可以取给”，即“不贾而封殖，不耕而得饱食”（《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69页），结果使得整个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曾国藩说：“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但到了后期，太平军如“行无民之境，……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有能久之理”（《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8，第24页）。天京被湘军围困二年后失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太平天国领导人没有解决军民粮食问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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