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当时，士人以科举为进身之阶，以功名为人生首务，这本是情理中事。康氏落第后“遍谒朝贵”，上书表达政见，谋求出仕捷径之意图，本身也无所诃责。梁鼎芬将这一切统统说成“希图利禄”“求富贵”而加以嘲讽，也未见公允。近年也有论者认为，康有为“力争上书成功，在于博取清议时名，博时名在于得恩宠，得恩宠在于获旨出仕”，“他实际上是一个‘私心’超过‘公心’的人”。（注：参见陈勇勤《康有为与清议的动机》（载《北方论丛》1994年第1期）。）事实上，置身晚清官场，以“不图利禄”之名而行“希图利禄”之实者亦不在少数，名利之心似难深究。问题在于，康氏及其弟子在后来的著述中，另执一端，着意大谈其倡议变法之旨，这次上书活动甚至被视为了近代维新改革兴起的起点，这种倾向值得商榷。
对康1888年活动的高度评价首先来自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所撰《戊戌政变记》。梁氏言：
自光绪十四年康有为以布衣伏阙上书，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并发俄人蚕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举京师之人咸以康为病狂，大臣阻格，不为代达。（注：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一），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249页。）
这里“举京师之人咸以康为病狂”的原因，恐怕不仅仅是康氏万言策之本身，还有康氏上书谀颂权贵之种种举动。梁启超以生花之笔为老师扬长避短。在梁的解释体系中，翁同龢未同意国子监代康上书事，也成了一种错误。《戊戌政变记》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翁、康首次见面时，翁对于光绪十四年“不用康有为言”颇为悔恨。因为康当时“奏言日人变法自强，将窥朝鲜及辽台，及甲午大验。”（注：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一），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250页。）康氏年谱也记二人见面时，“常熟谢戊子不代上书，谓当时实未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渐云。”（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28-29页。）以情理推之，翁氏可能会对未代上书之事作一番解释，这一点勿庸置疑。但如果说因康氏此书受阻以致清廷政策发生失误。最终酿成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结果，翁由此而深感自责，这是康、梁的夸大其词。在当时，康有为“罔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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