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之急是扩军备战、充实国力；同时清醒地意识到日本还只是个“次等强国”，在国际社会仍处于比较低下的地位，所以在外交方针和策略上必须作适度的调整。于是，日本政府形成了短期的外交方针和对华政策，这就是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以后至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前夕实行的“一切谨慎”的外交方针，目的是“退养国力，坐待事局之变化”。这时日本的具体外交策略是，对欧美列强实行协调或追随外交，并努力寻找同盟者；对中国，则尽量不制造引起西方列强干涉的事端，以推迟瓜分中国的时间，暂时保全中国。因为只有列强的“均势”才能保持中国的存在，而当时日本的实力还不够强大，马上瓜分中国对日本不利。（注：（日）志村寿子：《戊戌变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刊舆论》，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
在“一切谨慎”的外交方针和“暂时保全中国”的对华政策指导下，对于1897年底至1898年春俄、德、法、英在中国强占港湾、掠夺铁路修筑权和划分势力范围等活动，日本政府采取沉默克制的态度。1897年11月，德国以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强租胶州湾，后获得胶济铁路铺设权。1898年3月，俄国又租借旅顺、大连湾，获得中东铁路铺设权。1898年3月底，英国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威海卫，同年7月1日正式订约。1898年4月，法国要求广州湾租借权和云南铁路铺设权，清政府马上表示同意（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稿》（三）第255、256页；（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299页。）。这一系列事件大大刺痛了曾把辽东半岛这块肥肉吃到嘴里又被迫吐出来的日本。但是，日本政府既没有对俄、德、法提出抗议，也没有向中国提出租借的要求，而是抱沉默关注的态度。当时，日本的许多报纸纷纷非难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国家主义”情绪最严重的《日本》杂志指出：“因为有害东洋和平而还辽的我国，本来绝无容忍俄、德、法如此暴举的理由，而新内阁（第三次伊藤内阁）却竞然保持沉默……我国首先要将占理之处公诸天下，从而尽到对东洋和平的责任。”（《日本》1898年1月25日社论：《责任的继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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