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后不久，荣禄奉调入京，关于这一事件，当时一些报纸发表了评价。9月26日《国闻报》认为荣禄进京后，“谓见近数日中国新旧两党正在相持不下，其不肖者则乘此离间宫闱，苟图富贵，其谨愿老成者，默不一言，而外人借端干预，讹言四起，公使朝至，兵船夕来，宗社安危，悬于呼吸，一或不甚，危亡立见。中堂此行，其庶几与父言慈，与子言孝，使中国臣民，外人观听，晓然于皇太后之训政，与廷旨之密拿康有为，不过罪康有为一人，而于皇上数月以来维新变法之事，三五新进之臣，均无所防碍，则中国之幸，……是所望于社稷之臣，此外臣之愿也”。9月30日《申报》报道：“制军以国家多故，深恐外侮迭乘，吁恳晋京陛见。……闻皇太后亲政之由，因见皇上求治太亟，又以罢六堂官，实为从古所未有，在朝诸臣见圣怒不测，内不自测。”

以上评述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荣禄在政变后被许多人称为“天下以公为安危”、“老成谋国”“补救时局，为中外所望者，其惟我夫子一人而已”、“佐朝延经武之谟，系天下安危之重”，（注：参看《荣禄存札》，3、36、50、246页。）去世后，清廷在谕旨中说荣禄“翊赞纶扉，竭力尽心，调和中外，老成持重，匡济时艰”、“翊赞纶扉，适在时事艰难之日，尽心经国，献纳周详，有为中外不及知者”、“膺旄钺于畿疆，殚心力而调和中外”、“百度更新，屡见嘉谋之敷奏”、“本忧国忘身之义，为柔远能迩之谟”、“造膝陈词，削牍不言，或外廷之未悉；独居深含，每全局之兼筹；甘寝投兵，底定安危之计；含哺缓带，辑和中外之功。度支综核之精，月要岁会；政策更张之速，雷厉风行。才足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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