禄认识到在当时唯有尽量避免中国人与外国教士的冲突，做到“销患未萌”，“杜藉口而免旁挠”、“弭患先机”。他也知道与外国交涉日多一日、无可回避，外国人多端要挟在所不免，“但能争得一分，即可收一分之效，是在贤者相机操纵，勉为其难耳”。在直督任上，他挽留前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留津当差，以资臂助；要求各军切勿与洋教因细事稍有滋沮，以免为朝廷顾虑；关注青岛电局改官局与德人交涉进展，都是他上述思路的表现。（注：荣禄致荣铨、董福祥、李鸿章、蔡钧、宋庆、伍芳信函，参看《荣禄函稿底本》第一、二、四册。）在政变后，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时期，荣禄主张缓和与外国的矛盾，免致中外决裂，这与他前期的思想也是一致的。荣禄深悉当时中国“以一弱国而敌数十强国，危亡立见”，所以他竭力保护各使臣，以作将来转圜地步，深恐各国长驱直入，势将灭国。（注：《荣禄存札》，404～405页。）同时，荣禄指出在瓜分见端，力图补救时，认为义和团本意在自卫身家，只不过被一些王公大臣利用，以致激成大乱，在处理时应“持平办法”，“并非虐民崇洋”，（注：《荣禄存札》，396页。）而一些将官在致荣禄的信件中也“仰体中堂爱民如子之心，于剿办中仍寓矜全之意”。（注：《荣禄存札》，104页。）在这一点上，荣禄也有值得称道之处。
二、荣禄是镇压戊戌维新的刽子手吗
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密切联系。既然荣禄反对变法，那么得出他是镇压戊戌维新运动郐子手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
前文已经分析荣禄对时局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在各方面推行变法是积极的，只不过在变法的权力、次序、方法上与康、梁等存在分歧。戊戌政变发生后，荣禄在北京主持朝廷大政，努力将政变的冲击和影响减到最底程度，同时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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