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是戊戌变法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他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很少争议，一般都接受康、梁等所下评论，以为荣禄始终是站在变法的对立面，并在后来的政变中扮演了元凶的角色。

本文通过分析荣禄与变法的关系，以及政变后的活动，认为荣禄并不反对变法，只不过不赞成康梁的变法，遵循的是另一条变法思路。在戊戌维新期间，康梁的身份主要是言者，即思想家、鼓吹家、宣传家，他们希望中国迅速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形容当时的中国为一败坏已极、日久失修的大厦，不仅急宜兴修，而且应全行拆卸，然后重奠根基。因此，需要用雷霆万钧之力，罢黜旧臣，任用新进，从根本变起，首先改变法律、官职，然后将变法在各个方面全面铺开。而荣禄是变法时期统治阶层中的一员，虽然他也认识到唯有变法才能使中国摆脱危亡，但身为实负其责的政府大员，在推行变法的权力、步骤、内容等方面与康梁不尽相同。早在光绪任命林旭等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时，荣禄就致信林旭，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纷更。（注：荣禄致林旭，见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荣禄函稿底本》第三册。）政变后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并以此评价政变事。而且荣禄认为“中国非真不可为也”，（注：汤志钧著：《乘桴新获》，187～18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关键是要有正确的变法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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