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实总其责的大员，荣禄认识到变法是挽救危局的唯一选择，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荣禄对变法的困难和情况的复杂有较深的体会。他明白自己的变法主张和措施未必悉臻周备，而当开办伊始，西法之精者有不能不学之势，然恐难聚然学步。因“中国民情朴纯，各恤其私，数十年来相习成风”，所以应实行稳妥、渐进、有步骤的变法。具体来说农工商局应先设浅近易行者，示以规模，渐推渐广，以因时制宜，变通无滞。（注：《戊戌变法档案史料》，394～396页。荣禄在致甘肃宁夏道胡景桂的信中，就甘肃、新疆准备筹巨款兴屯开矿、修铁路、抽盐厘，并于黄河行驶轮船一事发表看法，他认为上述作法当然是开拓利源之策，“惟办事须先筹款，西人每事设立公司，皆集众股为之，是以轻而易举。中国招股之说久不见信于人。官中既无闲款可筹，地方绅富亦苦无此财务，揆时度势，非目前所能办到也。”见《荣禄函稿底本》第二册。）而且变法所需经费最终要转嫁到人民头上，而当时的情况用荣禄的话来说是“闾阎凋敝，物力艰难”，不能够过形督责。（注：荣禄致云贵总督崧蕃，见《荣禄函稿底本》第六册。）

荣禄还议办开矿事宜。他考虑到直隶的顺德、内邱、临城等县产煤地区，滨临交通要道，当时正筹开芦汉铁路，以上地区为铁路必经之地，俟铁路告成，“既可资煤以为用，而该处附近银铁各矿，亦可逐渐添办。”（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4)，162～163页，中华书局。）

在文化教育方面，荣禄也极力主张变通成法。在兵部尚书任上时，他有鉴于八股取士不足培育真才实学，“乃建言非设学堂不可”。（注：《荣文忠公全集》卷二。）光绪二十四年五月，荣禄赴直隶总督任上后，督饬地方官将辖境内书院改为学堂。其中在省会保定、北洋大臣驻节地天津设立大小学堂7处（注：保定：莲池书院改为省会高等学堂，光绪二十四年间创建的畿辅学堂改为保阳郡城中学堂；天津：集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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