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不仅在直隶总督任上时大力推行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对其它省区的相关改革也颇为关注。张元济在北京筹设通艺学堂，因经费问题承商于荣禄，荣禄在直隶经费也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每月予以捐助支持。（注：荣禄致张元济，见《荣禄函稿底本》第六册。）政变后，荣禄仍重视此方面的改革。光绪二十七年，学部尚书、管学大臣张百熙筹办宗室觉罗八旗学堂，曾由荣禄先为陈请，甫经奏入即获准。开办时复因经费问题，张百熙函请荣禄极力主持，在提倡于前的情况下，能够成全于后。而且荣禄得到“夙中堂乐育为怀”的称誉，一些地方官员在开办学堂时也希望得到荣禄的指教和帮助。（注：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29～30、220页，齐鲁书社，1986。）

要变法，方方面面需要新政人才，所以荣禄非常注重人才的培育和选拔。李鸿章说荣禄爱才若渴（注：《近代稗海》（二），32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荣禄到天津任直督后，深感责艰任重，“亟思处贤自助（注：荣禄致杨崇伊，见《荣禄函稿底本》第五册。），“军谘之暇，尤汲汲以人才为心，疏荐中外贤杰、通达中外治体者十余人，迄今日而悉蔚为时栋矣”。（注：《荣文忠公全集》卷二。）从另外一则资料查到，荣禄保荐的人才中包括鹿传霖、陈宝箴、黄遵宪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维新变法人士。（注：孔祥吉著：《戊戌维新运动新探》，79～8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这里，我们可以参看《湘报》的一则消息：“荣中堂自莅任后，以北洋为海军总汇之区，整军经武及通商惠工，在在非得人材不足济事，因于接见僚属时，虚怀延纳，每日自六点钟至十二点钟，分班晋谒者，恒数十人，自司道提镇以迄佐贰将弁，皆以温谕抚循，俾得展厥素蕴。如有紧要公务，即夜分亦得进见。中堂之留意人才，孜孜求治，于此己肇其端也”。（注：《湘报》第142号。）

外国侵略者从鸦片战争开始，与清政府签订了种种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榨取巨额经济利益并享受种种特权。其中，西方教会也扮演了侵略帮凶的角色，许多国家正是利用民教冲突向清政府层层加码，变本加厉地提出一个个不合理要求。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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