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闻录》可贵之处，还在于对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的记述。

　　戊戌政变的发生，和袁世凯的“告密”有着直接关系。但也有人根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荣禄和袁世凯“当时确有保全光绪之意”。《见闻录》的出版，对袁世凯的“告密”，提供了有益旁证。

　　查《戊戌日记》称，

　　“初五日请训，……退下，即赴车站。……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语未竟，叶祖□入座。未几，佑文亦来。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进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况备述，荣相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予谓：‘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筹商良久，迄无善策。荣相回署，复约佑文熟商。是晚，荣相折简来招，杨莘伯在座，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这里，值得怀疑之处很多：例如《日记》说是戊戌“八月十四日记于天津督署”，但至一九二六年始露布，为何时隔如此之久？又如袁世凯既承认“请训”后即赴天津，赴津后即往谒见荣禄，又是“语未竟”？偏偏把“重要情况”次日“备述”？商谈机密时，又怎会有叶祖□等“入座”，使“告密”中断？

　　其实，《日记》中还是留有蛛丝马迹的，如“以详细情况备述”，所谓“情况备述”，应即“告密”，也就是把谭嗣同夜访“劝袁兵谏”的“情况备述”，不过他故意把它置于“次日”，亦即初六日而已。至于荣禄是否“枉顾”，且置不论，即以常理推之，袁世凯“请训”后赶赴天津，也是为了“告密”，《日记》也说“即诣院谒荣相”，“荣相失色”。不是事关“告密”，荣禄又为何“失色”？《日记》这样记载，其用意无非表白“保全光绪”、表示“训政之电已自内先发”，与袁世凯“告密”无关而已。

　　前年我去日本，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见有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上外务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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