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讲到《密保练兵大员疏》经过康有为等商议,是可信的。康有为自编年谱称:“先是,为徐学士草折荐袁,请召见加官优奖之。又交复生(谭嗣同)递密折,请抚袁以备不测”。那么,此折系由康氏代草(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0—161页。),《戊戌奏稿》中也有存目。又说:“欲倚靠袁之兵力救光绪,诛荣禄”,是“孤注一掷”。许姬传也听到徐致靖“谈起此事,非常悔恨,似乎是终身遗憾”(第27页)。以及1916年6月徐致靖听到袁世凯死去消息后“对大家谈了戊戌政变的看法”,说:
“戊戌政变,屈指算来,已经十九年了。维新派在中国积弱的局面,想要变法图强,可是没有看清楚当时的局势,操之过急,以致昙花一现,终于失败。……至于想借用袁世凯的兵力保护光绪,扭转垂危的局面,则是病急乱投医的举动。我是密折保袁世凯的人,徒然给他一个出卖维新,扶摇直上的机会。……戊戌变法,因袁世凯告密,而慈禧再垂帘,囚光绪,捕杀维新党人,成为千古奇冤”(第114—115页)。说是“劝袁兵谏”,是想借用他的“兵力保护光绪,扭转垂危的局面”,是“病急乱投医”。次年,徐致靖在《七月既望夜宴刘庄酒后狂歌为南海寿》诗:“鼎湖龙去攀莫及,十九年来悲且忧。贼臣卖主终卖国,甘心湛沉吾神州”。责骂袁世凯为“贼臣”,以为政变的发生和袁世凯有直接关系,无疑这是一份极有参考价值的政变史料。
四
《见闻录》还有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如对谭嗣同、林旭的描述,说是政变发生的第二天,徐仁录和谭嗣同、梁启超同乘骡车到日本使馆,谭与日本参赞笔谈,写道:“梁启超君应避死,留为大用,托君重义,使之不死”,自己表示“我义不应避死”。当时“谭浏阳侃侃而谈,神态坚定”。徐仁录“与谭最投契”,认为谭“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的豪杰,联袁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第29页)。谭嗣同“被捕的第一天,谭嗣同先到皮库营看林旭”,林也表示不走。徐致靖、谭嗣同吃饭、饮酒,“谭用筷子在头上敲了一下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临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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